在人與人的廣泛社會關系中，有許多關系是“非對等關系”，即我方面付出與他方面無條件接受的關系，如慈悲、孝敬、施舍、贈予、同情、幫助、個人捐贈、社會慈善、法律援助、各種各樣的救助、救濟行為，等等。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更多的社會關系是雙方對等關系，即存在付出與回報的等價道德關系，如政府與公民的管治關系，貿易關系、交換關系，愛情關系、婚姻關系，家庭責任關系，利益性朋友（俱樂部）之間的關系，等等。

       良性的等價道德關系，來自社會信任，社會信任來自社會誠信，社會誠信來自道德良知。人性本善，不善乃是習氣而已。什么辦法能夠抑惡習而揚本善，唯有依靠教育。幾乎所有形態的社會都同時使用兩種教育方式：制度教育和宗教教育。

       現代社會主要依靠“制度教育”，表現為政府推動，學校承擔，社會協助。制度教育，實際上是在社會成員精神中播種“責任”和“義務”的種子，這些種子在等價關系發生作用時，視等價關系為利益平衡關系。它同時借助強制的、功利的“約束機制”，對抗違背誠信的行為。

       應該承認，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宗教教育，挽救社會信任危機的良藥，舍宗教教育而誰呢？例如，佛教教育表現為本覺開啟，智慧現前，慈悲為懷。它的著眼點是在社會成員中播種人性本善的種子，播種物我一體的共存共榮觀念，這些種子在等價關系發生作用時，視等價關系為慈悲喜舍關系（非等價關系）。它同時依靠“因果關系”機制，自覺、自我制約偏離誠信的行為。

       有些西方大國借助宗教教育培養社會誠信比較成功，尤以基督教、天主教做得最成功，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宗教，有一套完善的教育體系，即還原和完善了宗教作為“社會道德良知教育”和“生命教育”的本來面目，避免了變質宗教的迷信色彩和落后性包袱。

       凈空法師五十年致力的工作，就是恢復“佛教非宗教，而是至善圓滿之教育”的本來面目，他說：“佛教是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。釋迦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內容就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。知覺名佛菩薩，不覺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將我們對宇宙人生錯誤的看法，想法，說法，做法，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綱領是覺正凈。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凈而不染。并依戒定慧三學，以求達到此目標。修學的基礎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處世修六度，遵普賢愿，歸心凈土。佛之教化能事畢矣。”

       中國近百年來主要為民族獨立和生存問題所困，全社會的注意力也主要放在“政治生活”、“物質生活”上面，道德的“制度教育”和“宗教教育”衰落了，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和社會誠信空白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從“制度教育”角度，闡釋了“社會信任”的含義，指出了“信任危機”的“制度根源”：

       社會信任包含三種性質：第一，存有“諾言在先，兌現諾言在后”的時間差。第二，諾言的兌現或行為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風險（不確定性）。第三，當事者沒有客觀的根據可以絕對相信。現實中存在三種信任形式：人格信任、貨幣系統、專家系統。后兩種形式統稱系統信任。

       人格信任。直接或間接地了解了與你合作的“熟人”。與熟人交往往往是重復性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。從嚴格的邏輯學意義來講，由一個人的過去來推斷其現在和將來并不科學，但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似乎只能以這種方式來判斷是否可以與之合作。

       貨幣系統。其信任結構是從眾，即貨幣（尤其是紙幣）在流通過程中已被證明是可行的，通過了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檢驗，為人們所普遍接受。

       專家系統。專家信任結構是三位一體的：科學性，人們是相信科學的；“入場證”，專家們通常都有進入科學共同體的入場證，如高學歷等；同行評議。

       鄭也夫教授指出，中國社會在上述三種信任結構中都出現了危機。在貨幣系統里，當一個社會從政治上消滅了借貸后，它的成員將喪失一種重要的社會能力，信任的萎縮必是如影相隨。在專家系統中，其他領域的評議中的不正之風，都移植和滲透到其專家系統的同行評議中。在人格信任內，“殺熟”已成為社會當中司空見慣的現象，標志著社會信任降到了最低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