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家以后，佛教養我、教我，所以受到打罵委屈，我都不計較。因為，我白吃了寺中的米飯，還能不受教嗎？在南京棲霞，在鎮江金山、焦山，在常州天 寧等多處參學，受春風、夏雨、秋霜、冬雪的教育中，我默默的學習、靜靜的長大，總想著：如何報答佛教的恩惠，我不能長期的靠佛教吃飯，我應該對佛教有所貢 獻，這是我從小養成的觀念。

       我曾說過，自許做一個報恩的人，并且發愿：我要給人，不希望人家給我。所以師父志開上人“半碗咸菜”的恩德，讓我立下弘法利生的志愿，這就是我 的本性。到臺灣來之前，十年叢林寺院關閉的參學生活，我幾乎每年都做飯頭（煮飯菜）、菜頭、水頭（擔水）等等苦行工作，這許多事不一定是我應該做的，但我 自愿發心承擔。我不曾休息過一天，自覺有一點特長，那就是煮飯菜供養大眾。其實，最初出家，我也沒有什么志愿，只想做一個飯頭和尚而已，并不想做一個人家 說的“大師”，我覺得做飯頭僧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。

       度過十年的寺院生活之后，有一個機會，我回到祖庭宜興大覺寺。這也是一個貧窮清苦的寺院，寺中有一片農場，我原本就是農家子弟，可以務農為生； 寺院的附近有一所小學，我也很幸運的在里面教書。我想，我做一個出家人，也要有所生產，在社會上，才不會被人譏為是社會的寄生蟲，也才不會給人批評是社會的消費分子。我不要靠佛教吃飯，甚至也不靠社會來救濟我，我要自力更生、自食其力。

       不知道是什么因緣，讓我從飯頭僧苦行的工作，流浪到臺灣來；臺灣人的善良、臺灣的水米，養育我成長，甚至他們把我當作法師，要我講經說法。我最初想，所謂“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”，講經說法，與煮飯、燒菜供養大眾也是一樣，也就沒有怎么去分別它，而漸漸走上弘法建寺、安僧度眾的道路。坦白說，現在九十歲了，你問我有什么懊悔的事？那就是我不能做到最初想做的飯頭僧。

       服務度眾 不做蕉芽敗種

       回想初到臺灣的時候，我在中壢圓光寺做“水頭”，每天打六百桶的水供應全寺八十人使用；清晨天未亮，就拉車購買常住需要的物品，寺里的掃地、凈頭、挑擔、收租谷、看守山林等行單，我從來沒有推辭過。我想，寺里大眾對外省來的青年僧侶，應該會有一點好感吧！我自許要有供養心，幫忙人家吃飯，并不希望別人來幫助我。想來，服務大眾的人生觀就不會辜負自己的一生。

       我也曾經想過，我既然出家，就要修行，我既要讀書，就要有讀書的環境；但我忽然感到，我也沒有錢，也沒有地，我要如何閉關修行呢？誰來給我地方呢？誰來給我吃飯呢？假如我要讀書，誰給我讀書的環境呢？

       那個時候，也有寺院的護法信徒，說要護持我閉關，讓我專心寫作文章；我也曾有過念頭到靈巖山念佛一生，我也甘愿在禪堂里面打坐終老；但我覺得，假如我閉關修行有成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、東方琉璃世界，那許多供養我的人、給我吃飯的人還在娑婆世界，他們怎么辦呢？

       想一想，這還是自私自利的行為，不能利益大眾，就打消了這種不為別人著想、只為自我成功的念頭。融齋法師曾經開示我：“未成佛道，先發心度眾，是菩薩發心。”因此，我發愿要做一個菩薩；芝峰法師的一句“不要做焦芽敗種”，也讓我謹記在心，我不要做佛教的焦芽敗種。

       人身可貴 不能輕慢虛度

       我也有個性格，歡喜在山林里爬上爬下的活動，享受那種遺世獨居的超然，與天地同的清凈逍遙；住在山里面修行，沒有他事，除了早晚殿堂課誦以外，可以說自由自在，也是很愜意。但是我想到，到世間上來，只在山林里自我修行，不能為社會服務，那來到世間上有何意義呢？只住在山林里面，這不是消費世間嗎？不能貢獻世間，我何必做世間的廢人呢？

       在佛教里面，不少的人靠趕經懺替人念經收取一些嚫錢（紅包）為生，因為講經不容易，念經比較簡單，無所用心就可以獲得供養來養活自己。在那個生存不易的大時代，就是我去念經，也還是靠佛吃飯；加上我五音不全，念經就更不是我本來志愿要走的道路了。我想到，人的生命是很可貴的，父母生養了我，讓我有機會在世間上做人，要這么樣輕易的放過自己的人生嗎？

       我也看過很多無所事事的出家人，到處云游行腳，我不知道他們的旅費是從哪里來的？我也不知道他們這樣走來走去，究竟是為了什么？我當然也想去旅游參學、擴大見識，但我不能只是要人來幫忙我，他出錢，我去游玩？這樣公平嗎？

       我也看到一些住在小寺廟的人，天天關門，沒有事情做，只有初一、十五開個門讓信徒進來燒個香，所收的香油錢，也夠他維持三餐生活了。但，我能做這樣的出家人嗎？這不就是如一九五二年時，印順法師在新竹“臺灣佛教講習會”曾經對我說過的：“修行、修行，假藉這個名義說這句話的人，有時候看似好聽， 其實是懶惰的代名詞。”我不能用修行的名義，剝削佛教的飯食，假藉修行的名義鬼混一生。我也不甘愿那樣的醉生夢死。

       生命意義 在于貢獻世間

       我也在掛念，自己這一生怎么樣度過？當然，我想到，生命存在的意義，不能離開大眾，不能離開對社會的貢獻，否則，只是做一個飯桶或者衣架？那有什么價值呢？

       那個時候，常有人問我有沒有灰心失志的時候，這我沒有感覺過，但前途茫茫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倒是經常有的念頭。尤其在臺灣，寺院里的廚房工作，大都由女眾負責，沒有一個青年和尚到廚房里為大眾服務，為此，我不能做飯頭僧，就引為終身之憾了。其實，所謂修行，難道煮飯、燒菜不是修行嗎？那許多苦行的頭陀行者，不是修行嗎？大家不懂得生活中的修行，所以佛教才與社會脫節啊！

       回想佛光山剛開山的時候，設備還非常簡陋，但已有不少《覺世旬刊》的讀者聞風而來，終于讓我有大顯身手的機會。那時，信徒都知道，來到山上如果找不到我，大概到廚房里就可以看到我進進出出。

       有一年的春節，我在果樂齋炒面，忙得不亦樂乎，曾有過一個中午就炒了二十鍋面的紀錄。弟子們也才感覺到，除了做木工、水泥工之外，原來他們的師父也可以下得一碗好面、煮得一盤好菜，而對我贊不絕口。在高雄市擔任救國團總干事的張培耕就說過，吃過我煮的一碗面，二十年都不能忘記。我也以此自豪，樂于典座煮飯供養大眾。